在1993年憲法第111條第1項中規定俄羅斯聯邦政府主席由俄羅斯聯邦總統獲得國家杜馬同意後任命。[1]這似乎是符合一般內閣制下的常規。但是第4項中又規定「當國家杜馬三次否定俄羅斯聯邦政府主席候選人之後,俄羅斯聯邦總統任命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即總理),解散國家杜馬並指定新選舉」。總統「任命」(назначает)總理、「解散」(распускает)杜馬與「指定」(назначает)新選舉,而不是「得」(может)任命、解散與安排,因此力量更強,對杜馬的約束力也更大。[2]也就是說,其實杜馬對於總統任命閣揆只有延擱權,並沒有真正的否決權。因此當總統三次提命同一人選為總理時,杜馬毫無阻止的能力。第三次的否決徒然帶來本身的被解散,對於總統的任命並無挽回的可能。
齊諾梅爾金總理最初是在1992年12月第七次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上被任命的。當時葉爾欽希望任命主持經濟改革的蓋達(Егор Гайдар)為總理,遭到國會強烈的反對,雙方爆發劇烈的爭執,最後葉爾欽才妥協性地提名當時的副總理、前蘇聯天然氣工業部長的齊諾梅爾金為總理,而由人民代表大會在
在葉爾欽和國家杜馬之間好不容易達成的府會均衡到了葉爾欽第二任期的最後兩年開始破裂。在1998年3月,迅速惡化的經濟局面和葉爾欽與齊諾梅爾金之間為了政治繼承問題所產生的齟齬,導致葉爾欽猝然地開革了齊諾梅爾金,並欲任命一年前才擔任燃料及能源副部長的基里延科為總理。[7]杜馬中的反對黨議員自然群起反彈,並且連續兩次拒絕了葉爾欽對基里延科的提名。最後在第三次行使同意權的時候,葉爾欽採用了威脅利誘的方式,終於獲得了過半數的支持,成功地任命了基里延科為總理。然而到了8月,從東亞開始的金融危機席捲了俄羅斯,造成盧布狂貶,而基里延科政府完全缺乏應變的能力,於是葉爾欽開革了基里延科並且又重新提名齊諾梅爾金。杜馬國會對於此等乖違的舉措自然劇烈反對,於是又重演四個月前的府會攻防,一方面葉爾欽連續兩次提名齊諾梅爾金,一方面國會則連續否決了葉爾欽的提名。然而在第二次提名失敗之後,葉爾欽考慮到此時如果和國會決裂,執意提名齊諾梅爾金,則有可能會一路走向解散國會之途,而俄羅斯的經濟無法承受此種打擊。於是葉爾欽一方面讓齊諾梅爾金放棄總理候選人的資格,一方面改提名外交部長普里馬科夫,而這是杜馬能夠接受的人選,因此在
然而普里馬科夫的沈穩表現又造成了葉爾欽的猜忌,認為新總理有意謀取大位,再加上普里馬科夫原本就是府會妥協的產物,並非對葉爾欽奉命惟謹,因此兩人間產生了疑忌和衝突。此際剛好國會在如火如荼地推動對於葉爾欽的彈劾案,於是葉爾欽就在國會審理彈劾案的前一天(
綜觀俄羅斯兩任總統任命六任總理的過程,可以發現總統在決定閣揆上雖然擁有絕大的權限,但是仍然必須依情勢與國會妥協(例如葉爾欽任命普里馬科夫),或是在激烈的衝突後才能壓倒國會獲勝(例如基里延科的任命)。擔任總理時間最長的齊諾梅爾金是一位府會都能接受的人物,他的持續在位並非總統葉爾欽絕對意志的展現。總體而言,總統雖居優勢,但是府會在決定閣揆一事上的力量的對比實在是繫於國會中居多數的反對黨是否能夠團結。由於是多黨制,多數反對黨間的協調自然不如一個過半的反對黨或是政黨聯盟內的協調來得順暢。各反對黨間不但有溝通上的困難,更有實質利害和意識形態上的不一致。於是我們發現在歷次的府會衝突當中,立場最持續一貫的就是俄羅斯共產黨,而吉利諾夫斯基的自由民主黨和雅布羅科集團等反對黨時而依從政府,時而附和共黨。[10]因此雖然反對黨的加總經常可以過半,但是反對陣營彼此意見不一,就造就了俄羅斯總統在決定閣揆與內閣上的極大權限。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政黨體系對於半總統制下府會權力均衡所帶來的巨大影響。
俄羅斯是採行「半總統制」的新興民主國家之一,在實質上國家杜馬並不具有同意權,而只是具有總理任命案的延宕權。因此,俄國半總統制的架構中,總統的權力較其它半總統制國家的總統權力大。俄羅斯從1993 年新憲法的實際運作上,經歷了1998 年和1999 年各兩次的撤換內閣總理,和1999 年5 月國會針對葉爾欽五大罪狀進行彈劾(impeachment)之後,我們發現到總統遭受彈劾的同時更換總理,此時,如果三次否決總理任命案,國會可被解散,將引發很大的不安。
[1]即“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значается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соглас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參見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 參見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 當時改革派的大將第一副總理兼經濟部長蓋達、與財政部長費多洛夫(Борис Федоров)相繼在反對黨佔多數的國會壓力之下辭職;而與齊諾梅爾金背景與政策路線接近的索斯科維奇(Олег Сосковец)則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
[4] 例如為了1994年10月的盧布暴跌事件,杜馬中的反對黨發動對於政府提出不信任案,但未成立。在1995年6月,由於爆發車臣恐怖份子佔領醫院、脅持人質的事件,而政府的處置方式又造成人質的嚴重傷亡,因此杜馬通過了對於政府的不信任案,並且迫使葉爾欽和齊諾梅爾金對於內閣做出局部改組。
[5] 例如在1995年12月國會大選後,反映著反對黨的勢力增強,原來內閣中被視為親西方的外交部長科茲芮夫(Андрей Козырев)和長期掌管私有化事務的楚拜斯(Анатолий Чубайс)便都在1996年1月去職。在1997年3月葉爾欽開革了整個內閣,而後以來自下諾弗哥羅德(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的涅姆佐夫(Борис Немцов)和楚拜斯為第一副總理,但是又留下齊諾梅爾金繼續擔任總理。
[6] 齊諾梅爾金稱呼自己為「工業家」(промышленник)。
[7] 關於這一段政治局勢的演變,參見吳玉山,《俄羅斯轉型:1992~1999,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頁93-96。
[8] 卡夏諾夫在1995年進入政府,原為財長扎多諾夫(Михаил Задорнов)的副手,專門負責談判外債,後在史泰巴辛內閣當中升任財長。當普金擔任代總統兼總理後便拔擢卡夏諾夫為第一副總理,並且拔除愛克森年柯(Николай Аксененко)和克里斯堅柯(Виктор Христенко)的第一副總理職務,為卡夏諾夫排除在經濟事務方面的競爭對手。因此可以說從葉爾欽到普金都是一路拔擢卡夏諾夫。果然當普金當選為總統後,便提名卡夏諾夫為總理。
[9] 卡夏諾夫固然在2000年5月組閣時獲得了國會的支持,但是他以償還外債為主要考慮的政策也在國會中遭到挑戰。在2001年3月,由於政府在當年預算案中計畫償付俄羅斯積欠巴黎俱樂部630億盧布(22億美金)的債務,而被共產黨認為誤用了因國際油價升高而增加的國家資源、完全忽視國內需求,因而推動對政府的不信任投票(90位國會議員連署便可發動不信任投票)。由於國家杜馬中的第二大黨團結黨曾表示會支持不信任案,因此造成卡夏諾夫政府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政潮。最後在
[10] 在對於卡夏諾夫的同意投票當中,共產黨是任其黨團成員自己決定投票,而無黨團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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